那头石介去世后不久，这边尹洙又患病在身，家人请医诊治时，药石罔效，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。如今变法都已经失败，故人离散的不少了。尹洙自己不怕死，也认为一生俯仰无愧。于今想来，只有在水洛城那件事情上，当年处理的太不好，让新党内部开始了争执。这个时候再提起来，什么都晚了。　如今尹洙只有一个心愿：他死后的墓志铭，想让范仲淹帮忙撰写。韩琦、欧阳修这两个，尹洙也各请了他们的文章。　仲淹此时在被贬途中，知道了尹洙的嘱托，帮他写了墓志铭，改得让他满意后，又请尹洙来身边治病。怎奈病中之人，长途往来奔波不易，也只好罢了。　如今新法已彻底失败，之前阻扰新政的人，夏竦、王拱辰这几个，立刻被笔诛口罚起来。夏竦在官场上浸润多年，对这些早已经习惯了。只要没有太大的损害，对这些流言就不上心，由他们骂。　王拱辰因为被众人骂，心里面十分不平说，他本人就是寒门出身，知道平民的难处，怎么不想让百姓变好！只是事情没那么简单。　他们主持变法的人，里头大多数出身富贵，根本不知道底下的事：上面有了惠民的新政，往下施行，主管的害怕做错了担责，往往把自己摘出来，一股脑儿全推给下面人去做。　下面那些厮去做事，他们能有什么度？往往一弄就整成极端，要么就借机弄好处。上面定好了三两的份量，到底下他们能加到千钧。以前在苦苦维持的那些，可能一下子就被压死。　国家这么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一旦新政施行得不好，受害的可不是一行两行的，更可能是一条链上的全部被摧毁。　而且有些事还经常变。萧规曹随这种事，十个里头够呛有一个，百姓因此倒更受害了。趁着还没有造成大害，及时刹止有什么不好？　如今传出来流言说，王拱辰与吕夷简两家结党，故意整垮新党的人，对此王拱辰不承认，宣称绝对没这回事。　对于王拱辰那些话儿，好多人全都不认同：新政施行，并没对百姓造成损害，就凭减赋税这一条，百姓人人都觉得可惜。而且王拱辰也算不上寒门：他十九岁就做了状元，贫寒的日子才过了几年？凭什么就能代百姓说话？　王拱辰是已故宰相薛奎的女婿，他本人又是御史中丞，他算是哪门子的“寒门”？遇到事了，马上记起来自己是“寒门”，躲在“寒门”的盾牌底下，射箭不到，两边的好处还都能得，还真是一个好托词！　至于“一弄就整成极端”的话，用来说明变法，根本就是托词狡辩：之所以之前的改良会变成那样，是因为有些人施行惠民新政，只是为了图功劳，对下面监管又不严，只要把事情派下去，事儿就算了了，完全不顾效果如何。再加上反对的从中破坏，还有些从中捞好处，以至于此。故意把罪责的源头，问到惠民新政的头上，根本就是南辕北辙。　这一次范仲淹、富弼主持变法，是真的想要办实事儿，根本不似先前般敷衍。别的不说，凡是有可能引起的纷争，只要让上面知道了，范相公立刻就亲自过问。之所以这般殚精竭虑、呕心沥血，不就是怕下面的人掌不住火候，让新政中途失控了？　所有十项施行的时候，全都是小心翼翼的。遇到未曾预料的难事，众人便立刻修葺、补充，相公们从来都没有冒进。　如今不管众人如何争论，到底新政已结束了。自新法以来几年的时间，世事变化的太多了。这一日仲淹突有所感，遂作了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其中有几句这么道：　“嗟夫！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’乎。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”　通常于做事的人来讲，只要把天下的同道聚集在一起，一块儿扶危拯堕，引车出泞、最大程度上补苴罅漏、救拔万民，那么这事就做的值。可惜的是：不是众人在变法事上没这个能耐，却一头栽在别的事上。　于入世投机的人来说，只要抓住了一个机会，能为自己捞好处，然后借势扳倒仇敌，那么这事就做的合适。然而于一个国家来说，做一件事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这些，凑齐不易，全不能少，有些机会一旦失去，再来就难了。　这个时候，吕夷简突然病重了。当初吕夷简罢相之后，以太尉致仕。官家赵祯亲去府上探病，不令夷简下拜以见，亲自扶着他坐在面前，叫好好养病，待病愈之后，许多大事还需要解决，还指望他出来治世呢。吕夷简道：“老臣为相一生，最后未能为陛下解忧，甚至还留下来许多纰漏，实在是憾事。”两个说到朝廷事上，将来的大事，需要解决的不少：头一件，是宋夏之争这件事。　夏人那边，张元力劝元昊攻夏，所得之地，由汉人守之，富贵功名、衣食嗜好皆如所愿，然而元昊始终对汉人有疑心，并未采纳，可知他无吞土之意。照这样看来，宋夏之间早晚要和。是怎么和，议和的条件怎么提，是一件事。这一件事应该怎么弄，长远来看，对边民不是一件小事。　第二件，宋夏争战日久，边上增军太快，国力损耗得太多，各地不堪赋税，起事的不少，将来平乱是一件事。若是只管率军去平叛，只怕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裁军这事早晚要做，四处的匪患，该招安还是该平叛，到时还需要仔细琢磨。　第三件：辽人先前借着宋夏两边局势紧张，命耶律宗元与辽将萧惠屯兵边上，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。因索地不成，辽人又几次三番要增岁币。因此上宋人兴建大名府，御辽南侵。倘若宋、夏两家和好之后，辽国那边，恐怕不能袖手旁观，将来局势必然有变，这件事不得不早做准备。　第四件，范仲淹是个有才能的，除了政绩不少外，在军事上面也很有见地。他那些策略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既着手重点，同时也可以深耕细作。在大事上面能稳拿轻放，小事里面能兼顾大局，更要紧他不因人废言，是个有长远心的人。因此吕夷简建议说，希望把范仲淹再提拔起来。　因范仲淹曾经屡次反对夷简，如今吕夷简重病将亡，却向赵官家推荐他，官家心疑，以为是吕夷简故意试探，夷简遂道：“那人是真为国家着想，何况老臣也确有疏失，他发现了，为尽职责正应该提醒。”　赵祯心里面感慨道：“当初先皇在世的时候，询问宰相吕蒙正，他家子侄谁堪重用，吕蒙正回道：‘老臣膝下虽然有七子，七子皆不堪大任。唯有我侄吕夷简，有宰相之才。’今见果然！如今吕公托付后事，以大局为重，是个心系天下的人。”　最后说到继承事上，一旦吕夷简去世后，到底谁可以继任相位，赵祯重新问吕夷简。夷简遂道：“若论谙熟古今、斡旋补缀，知人善任，选拔人才，夏竦是一个可用的人。”话说得多了，吕夷简渐渐便有些精力不济，赵官家遂就告辞，叫老宰相好好养病。将来身体痊愈之后，许多事还需要他多多过问。　自官家探望吕夷简之后，才过了三天，突然吕府就传出来消息，道吕夷简病故，亡年六十有六。官家赵祯得到讣闻，立刻悲声痛哭道：“如今国家失去一柱，还有谁能为朕分忧，忧国忘身如夷简的！”　欧阳修因听说吕夷简临终之前推荐夏竦，遂评价道：“吕坦夫当初推荐王随、陈尧佐，将中书翻为养病坊，实在是位在己下方肯荐。如今他又推荐夏竦，岂能有好事！”　欧阳修心直口快的一个人，赵官家知道他的脾气，一向是待之以宽的，然而吕夷简人已经去世，他口里说出这个话来，惹得赵祯十分不喜。　众人不知官家的心思，身后评价吕夷简的，褒贬不一。也有人说吕夷简之所以临终之前推荐夏竦，是知道他子侄、门下诸多人等，都不是夏竦那厮的对手，故意说出这个话来，是为了卖给夏竦一个人情，免他将来责难子弟——这算珠打得着实不赖！　为了堵上众人之口，赵官家特意命禁苑中为吕夷简服丧发哀。赵官家一连辍朝三日，下令一应恤典从优，追赠吕夷简为太师、中书令，赐谥“文靖”。　石介事后过去不久，夏竦被贬。如今吕夷简病故，赵官家重新召夏竦还京。恰逢此时，庞籍在延州又患了病，病势似乎不轻。夏竦得知庞籍患病，遂亲自到延州来探望他。　庞籍因为夏竦来看他，遂就叫请。说话起来，庞籍这病，延医问药了多时，迟不见好。庞籍因此上有些泄气，觉得自己命不久矣。夏竦遂就宽慰道：“我看你的气色，远远不到那个地步，何必如此沮丧呢。”夏竦那厮，经史、百家、阴阳、律历、医卜、释老种种之类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的，他对医术上也有些见地，遂亲自与庞籍写下药方，叫重新吃，必然包好。庞籍遂就谢了。　夏竦劝道：“醇之宽心，你按我的方子吃，这病不日必然就好了。将来你还能做上宰相，许多大事，还需要着落在你身上办呢。”庞籍听见了遂笑道：“恩相说笑，微末之人才识俱浅，我何德何才能做了宰相！”　夏竦遂就说他道：“我遭贬在外，已不是什么‘恩相’了。”庞籍遂就笑了道：“如今吕夷简病故，官家重新召恩相回京，可知今番要重用了。听别人说，吕夷简病故之前曾推荐恩相，官复原职是早晚的事。”　夏竦回道：“吕夷简病重之时推荐我，是他自己怕得罪人，指望着将来裁军这件事，好让我办。其实为了国家事上，这么些年来我得罪的多了。我倒是不怕得罪人，怎奈官家那人心软，犯错再大亦不肯杀，只是被贬。过上几年别人一提，重新又就调回去了，如此行事，众人之间为防积怨，互相都不敢得罪得太深。　然而裁军这件事，必须要雷霆手段才办的成。若裁军这件事由我主持，这么大好的机会，朝中对敌如何肯放过？免不了他们出来掣肘，这事还是办不成。长远看时，还是将来你做了宰相，办这件事，然后才成。”　夏竦在朝中这些年，政敌太多。什么事情可以办，什么事情还不多火候，暂不能办。什么可以办得成，什么必然不成功，他自然知道。既然如此，明知道树起个靶子来就有人打，然后必然不成功的，没必要再去浪费人力物力，还是等到合适的机会，交由妥当的人好了。庞籍这人政声不错，敢于诛杀，风评又挑不出他的错来，裁军事上，他是最好不过的人选。至于夏竦自己么，还是做些修桥铺路、治理水患之类的事，就这么度此余生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