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有静默区与“曙光”基地的双重压力，内有“安居工程”与能源项目带来的巨大资源消耗，新生之城如同一辆超载的卡车，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。然而，林逸逐渐意识到，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外部，而是内部日渐凸显的管理混乱与效率低下。

旧的、基于幸存者团体惯性形成的粗放管理模式，已经无法适应一个数十万人规模的城池的运转。林逸推行的“贡献点”制度本是公平的基石，但在执行过程中，却逐渐被权力的阴影所扭曲。这一次，问题并非来自懒散或贪婪的小人物，而是触及了城市最核心、最令人痛心的层面。

东部防区，城墙维修队的工头老王再次愤怒地摔了帽子。他的队伍刚刚完成了最危险的一段外墙加固作业，冒着被静默区冷枪袭击的风险，人人筋疲力尽。但结算的贡献点却比预期少了足足两成。

“又是这样！后勤部那帮老爷们，动动嘴皮子，克扣我们的血汗点数，给他们自己人贴膘！”一个年轻工人忍不住骂道。

“听说……是孙部长的意思。”另一个老工人压低声音，“她管着后勤分配，说是要‘优先保障关键技术岗位和特殊贡献家庭’。”

老王沉默着，脸上皱纹更深了。他没法像年轻人一样骂出口。因为他知道工人们口中的“孙部长”是谁——孙红梅。她是跟着林指挥从驾校废墟里一路杀出来的最早那批人之一。她的丈夫死在第二次尸潮围城，父亲和两个儿子先后倒在“锁喉”高地的血战中。她的一家，几乎都为这座城流尽了血。

人们私下都说，孙红梅是这座城的“活丰碑”。谁能指责她呢？

后勤部仓库深处，一间简陋但整洁的办公室里，孙红梅正仔细地清点着一份特殊的物资清单：一小罐真正的蜂蜜、几盒合成蛋白粉、一套干净的儿童图书、甚至还有一小瓶珍贵的抗生素——这些都是在严格配给制下，普通民众根本接触不到的“特供品”。

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些东西装进一个背包，脸上没有了平日里的严肃干练，只剩下一种深切的、几乎带着卑微的期盼。这些，是给她女儿小灵的。

小灵是孙红梅唯一的骨血了，一个体弱多病、有些内向的十岁女孩。经历了太多失去，孙红梅将所有的恐惧和爱都倾注在了女儿身上。她害怕小灵营养不良，害怕她生病，害怕她失去希望。她利用手中的分配权，一点点地、自欺欺人地为自己女儿构建着一个相对“安全”的泡泡。她告诉自己，这不是贪污，这是她为这座城市流干鲜血的家庭，应得的一点点“补偿”。

冲突最终在一个雨夜爆发。老王队伍里一名工人受了重伤，急需抗生素预防感染。但医疗点库存告急，常规申请流程缓慢。

老王情急之下，想起有传言说后勤部有“应急储备”。他冒雨冲到后勤部，却正好撞见孙红梅正将那小瓶抗生素放入她的背包。

“孙部长！等等！这药……这药能不能先救急？我们那有个弟兄快不行了！”老王急声道。

孙红梅猛地一惊，下意识地将背包藏到身后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而戒备：“王工头？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？这药……这是有特殊用途的，已经批出去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