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那日得知钱镠兼任淮南节度使的噩耗后，杨行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煎熬的一个月。

每一天，他都如同坐在针毡之上。润州方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都能让他心惊肉跳。他派往边境的斥候数量增加了一倍，要求他们每日一报，哪怕对面只是多了一支寻常的商队，也要查清来龙去脉。他脑海中反复预演着各种最坏的情况：钱镠是否会以淮南节度使的名义，下一道公文来斥责他年前的“不义之举”？是否会直接命令他让出扬州，移镇他处？甚至，是否会派来一个趾高气扬的“监军”，直接插手淮南军政？

他送出的那份厚礼——朱延寿的人头、堆积如山的财物以及措辞卑微的悔过书，如同石沉大海。钱镠那边，既没有退回财物表示决绝，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复，更没有以新任淮南节度使的身份对淮南七州的事务做出任何安排。

这种彻底的沉默，比任何明确的威胁更让人窒息。它像一片浓稠的、无法穿透的迷雾，遮蔽了钱镠的真实意图，让杨行密所有的猜测和防备都仿佛打在了空处。

“他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杨行密无数次在深夜自问，“是在酝酿更大的图谋，还是……真的无暇他顾？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前线传回的情报逐渐拼凑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图景：钱镠的主力确实在杭州、苏州一带进行大规模整编和操练，消化吞并董昌地盘带来的巨大人口和资源，似乎短期内并无北上的迹象。

绷紧的神经，在长达一个月的死寂后，终于稍稍松弛了下来。杨行密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憋在心口的浊气。他明白了，钱镠的沉默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——一种基于实力和自信的、居高临下的忽视。钱镠不屑于在此时对他穷追猛打，或者说，彻底吞并淮南的时机尚未成熟，稳定新得的浙西、整合庞大军力才是钱镠的当务之急。

“忽视我？好，好得很！”杨行密在短暂的屈辱感过后，涌起的是一股强烈的求生欲，“你看不起我这败军之将，就是我喘息之机！”

危机感并未解除，只是从迫在眉睫的刀锋，变成了悬在头顶的、不知何时会落下的利剑。他必须利用这宝贵的时间，尽快恢复元气。

他开始冷静下来，仔细“扒拉”自己手头那点可怜的家当。扬州，他的根本之地，仅有精兵三千余，新征募的士卒约八千人。

重镇寿州、楚州，面向中原，每州有三千老兵，其他都是新卒。

其余濠州、光州、和州、滁州四州之地，每州能拉出来的，主要就是四五千训练不足半年的新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