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天下三分，呈鼎立之势。

    天下之争，在人和，在地利，更在于天时。

    自先秦伊始，天象历法便成为了王朝承应天命的象征。

    《尚书·尧典》中就有: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”并且已经知道一年“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，成岁。”

    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一篇被认为是出于夏代，记录了一年中十二个月的天象和物候，以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活动。

    秦朝及汉初，采用的是秦朝的《颛顼历》，以十月为岁首。但《颛顼历》并不精确，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“朔晦月见，弦望满亏”的错乱现象。

    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、落下闳、邓平等改《颛顼历》而作《太初历》，以正月为岁首，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，在无中气的月份，插入闰月，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，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，

    虽然官方实行太初历，但是太初改历考虑了太多政治和迷信内容，并未尽得人心。

    此后虽然朝廷一再打压，但四分历借壳重生，以谶纬迷信为基一直传承不断。

    到后汉章帝时期，政府改历，四分历又替代太初历而上位，但是其实当时的四分历，还很不完善。

    东汉贾逵讨论历法的时候已经提及，当时已经发现月亮运行不均匀，四分历没有很好地计算这一点，而是统统采用均匀的速度计算。

    在后汉桓帝灵帝执政时期，四分历已经颁行近百年，历法中的问题暴露更多。

    当时蔡邕和刘洪两位天文大家同在东观工作，通过精确的观察和分析，指出了现行历法的诸多不足之处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在桓灵时期，四分历已经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天文学发展水平。

    可惜蔡邕在仕途上屡遭打压，而刘洪潜心钻研出来的新历法又不得朝廷重用，天下大乱后便遁迹江湖。

    如今天下百姓崇尚的天命之说，最直观感受的便是历法的精确与否。

    尤其是近百年来，中原大地的气候逐渐变得寒冷，塞北诸胡纷纷南迁。

    想那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，便是利用“汉家历法不适用于当今之世”的说辞，说服世人天命已从刘汉转移到曹魏，信服者不知凡几。

    但即便是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，前后两汉的历法，确实不适用当今之世了！

    天下无数黎民翘首以待新的历法，可新编出一套新历法，干系到王朝正统，关切到天下民心，谁家王朝敢在这件事仓促懈怠！

    即便是曹魏谋夺汉室江山已有数载，可推行的历法仍旧是旧汉的四分历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订制一门新历法的难度。

    在天命一说上，曹魏有“禅让之说”，但真正在历法一事上走的最长远的，却是东吴。

    在中原诸侯之乱后，后汉天文大家刘洪的传人纷纷迁徙向富庶且安稳的吴地避乱，与之一同的，则是乾象历的南下。

    即便是赵爽现在留在了蜀地为汉臣，东吴还有阚泽、虞翻、王蕃这些天文大家。

    几乎举世公认，当世三国之中，最先编纂出当世适宜的历法，首推东吴孙氏。

    反观蜀汉，偏居一隅，能在天文一事上颇有造诣的人选寥寥无几，至于像赵爽这样的天文大家，就更为罕见了。

    大汉需要一套适宜当世气候变迁的新历法，如此方能和曹魏争天命，与孙吴夺时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