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晨七点，王蓉把最后几份档案复印件装进文件夹，在借阅登记表上签下名字和日期。老管理员从老花镜上方看她：要走了？

嗯。论文初稿完成了，该去田野了。

田野？管理员笑了，你们读书人就爱用这些词。不就是去村里跟人唠嗑嘛。

王蓉也笑了。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：这有几份你可能漏了的。1958年大食堂时期的伙食登记表——上面有按性别、年龄分的口粮标准。女人七成，老人六成，孩子按年龄分档。

她接过信封，抽出泛黄的表册。果然，在成年女性一栏，标准写着日口粮七两（按成年男性十两折算）。备注里还有小字：哺乳期妇女可酌情增加至八两，需生产队长批准。

又是七成。和工分的六成一样，这些数字精准地量化着女性被系统性折扣的生命价值。

谢谢您。她认真地说。

谢啥。这些东西放着也是落灰。管理员摆摆手，但姑娘，我得提醒你一句——你去村里问这些陈年旧事，有些人不爱听。尤其问女人家的事，他们会说你不安分。

我知道。王蓉把信封收进背包。这几天的田野经历已经让她体会过那种戒备的目光。

走出档案馆时，县城刚完全醒来。早点摊冒着热气，小学生背着书包跑过，环卫工人在清扫街道。这个看似平常的清晨，在她眼中忽然有了不同的层次——每一代人都在自己时代的规则里挣扎求生，而有些规则，比如那七两口粮，已经沉入历史河底，却仍在影响今天的河床流向。

回到招待所，她开始整理行李。论文打印稿、采访笔记、档案复印件、相机、录音笔，还有那本从家里带出来的、祖母留下的绣谱。她抚摸着绣谱粗糙的蓝布封面，忽然想：祖母陈秀芝当年是否也曾想过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？还是说，那双小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的活动半径不会超过村口的老槐树？

手机响起，是周文。

决定了？什么时候出发？

明天一早。先回趟家，看看我爸的腰，然后就开始跑田野。王蓉坐到床边，张教授看了我的论文大纲，说可以申请青年学者田野调研基金。

太好了！需要我帮你整理申请材料吗？

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她顿了顿，周文，这几天我在想……我们做研究，总说要扎根田野，但田野到底是什么？是我们要去发现的对象，还是我们本就来自的地方？
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你是说，你的田野其实就是你生长的那个世界？

对。我研究女性工分差异，而我母亲李明珍就是活生生的案例；我研究残疾女性边缘化，而我姐姐王玲就是研究对象。我以前总想走出去做研究，但其实最该研究的，是我一直想要走出来的那个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