阙门下的动静内宫早就知道了，朱祁镇也有点急了，因为有内官报，阙门外不光是学生，还有许多朝臣不下百位，也在声援，不时只听见登闻鼓响起，随后有内官手捧阙书而来，此疏痛陈门达一切纳贿情状，要求皇上斩之。

    锦衣卫本就是检察百官的机构，所以做官的无不痛恨，加上门达的作为，更加难以容忍，这一次学生上阙，得到了百官的支持。

    午门口三法司正在断案到了最后关头，也听到了登闻鼓又响起，明知道袁彬一案不可信，不敢报告皇上，更别说李贤接受大臣陆瑜的贿赂，助其升任刑部尚书。纯属无稽之谈。可是朱祁镇颇感疑惑，以至于在半年内都没有下达陆瑜升官的诏命。

    朱祁镇正头痛着登闻院外这批学生该怎么办时，又闻听登闻鼓响起，朱祁镇火大了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快快报来，有内官连滚带爬前来道:“贡院大火！”

    原本游行伏阙的一帮子书生，看到一个衙差火急火燎地直奔登闻鼓，双手轮番连续敲了起来，随即一扔鼓锤道“贡院大火”，登时人群就炸了，把那些游行用的小旗、横幅全扔地上，一哄而散，前去贡院看热闹去了。

    午门口也一样，刚判为乃坐袁彬绞输赎，杨埙论斩。很明显三法司畏于门达而不敢有所表示，在向皇帝做报告时，含含糊糊，模棱两可。 又听到登闻鼓连续地急响，有人喊道:“此判不公，三次鼓声在鸣冤。”正有了登闻院的一出闹剧，最终报请朱祁镇以杨埙监禁、袁彬贬调南京收尾，而李贤得以保全。

    天顺七年的这场贡院大火，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，也给士大夫阶层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大家悲痛万分的绝不是贡院被焚毁，而是那些应考的举子，寒窗苦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，本来有机会科举高中一展宏图，为国为民做出贡献，谁知竟顷刻间灰飞烟灭，焉知其中会不会有杰出的人才，而今却尸骨无存…… “回禄如何也忌才，春风散作礼闱灾。碧桃难向天边种，丹桂翻从火里开。豪气满场争吐焰，壮心一夜尽成灰。曲江胜事今何在，白骨棱棱漫作堆”。

    贡院发生火灾。御史焦显锁其门，烧杀举子九十余人。朱祁镇命下礼部左侍郎邹干、郎中俞钦、主事张祥、御史唐彬、焦显于狱。

    在沉痛悼念之时，诏命是年八月补行会试，并赠被焚之贡士皆赐进士出身。赐所有遇难的考生以进士的功名，并由朝廷出资，在朝阳门外修筑坟冢，立起“天下英才之墓”的墓碑。也是不得不为之，要不然文人要造反了。朱祁镇只能安抚。

    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悲剧，礼部相关的负责官员却继续尸位素餐，不肯改造贡院或加强防火措施，《茶余客话》记载，正德三年再一次“贡院火起”，好在这次火灾发生在会试完毕之后，没有引起人员伤亡，而更为奇葩的是，“二十七日又火”，不仅把贡院内的至公堂烧塌了一半，而且居然还把考生的档案也给烧没了……可能有人会问，贡院内为什么会如此容易着火呢？其实这是多种因素“联合作用”的结果:首先是贡院内的物品:搭建考棚的木板和芦席就不必说了，都是易燃之物，而会试是在农历二月举行，这时天气依然寒冷，贡院里为了取暖，每间考棚里都要设置火盆，整个会考期间，考生都要住在考棚里吃喝拉撒，所以在考棚周围设置有烹茶热饭的炉灶，明代考生又多有抽烟的嗜好，晚上写卷子还必然会用到蜡烛，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“火种”，兼之京城的农历二月依然是大风肆虐的时节，一旦起火就是“火烧连棚”。

    据说直到正德年间，由于张居正上疏，才将贡院彻底翻修，原料改为砖瓦结构以防火，从此以后，贡院的火灾事故就很少出现了。

    说到贡院里屡屡出现的火灾，还应该考虑到的一个原因是，由于八股文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和压抑，科举制度又存在着很多的徇私舞弊和不公正现象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每一次考试都是对自由思想和思辨精神的阉割，这就造成了参试的士子们或许应试水平都不低，但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人格乃至精神上的障碍。比如《涌幢小品》中就有这样一则记录，两个看上去平时交情甚好的考生，在参试的前夜同榻而眠，某甲等某乙熟睡后，蹑手蹑脚地打开某乙的行囊，取出他的笔，“悉嚼去其颖”，就是把毛笔上的毛都咬掉，然后依旧套上笔帽。等第二天开考时，某乙“抽用已秃尽”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找隔壁考棚的考生借笔，遭到拒绝，“恸哭欲弃卷出”……由此可见不止某甲，整个应考的群体都把其他考生视为有你无我的“仇敌”。在这种应试氛围下，一旦有考生答不出试卷或者觉得自己今科无望，精神疾病发作，举火自焚，也极有可能造成殃及整座贡院的大火灾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