落叶松透出翡翠般的嫩绿，给混同江和拉林河两岸的广袤山林带来一片生机。解冻的江面上，急流咆哮，冰排撞击，发出震耳的轰鸣。丹顶鹤从过冬的地方飞回来了，高亢而宏亮的叫声回荡在天空上，提醒着人们，播种的季节到了。

    大自然洋溢着春天的活力，然而拉林和阿勒楚喀一带的人们并没有感受到春天的喜悦，很多“回屯旗人”和“发遣旗人”的家庭跟往年一样，再次陷入了断炊。

    从雍正时代开始，因八旗旗丁的不断膨胀，清廷的财政负担便日益繁重，再者京城旗丁的增加，也使得“出缺当差”成了大问题。

    后世常有人说旗人一落地就有份钱粮，其实这是错的。除了宗室，一般旗人要经过考试才能补缺，不经挑缺是拿不到钱粮的。没了正式工作的旗人，给京城带来了诸多居住和治安上的问题。

    另外随着关内满人汉化趋势越来越严重，很多旗丁家庭不光是生活习惯与汉人完全没有分别，甚至连满语都不会说了。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，乾隆深知要让满人重新掌握满族习俗和满语，就必须要让闲散旗丁回到东北才行。

    有鉴于此，清廷经过多年准备，从乾隆九年到乾隆三十四年的这二十多年里，陆续有三千户京旗来到拉林和阿勒楚喀落户，这些人被称为“回屯旗人”。至于“发遣旗人”，说白了就是犯了罪的旗下家奴和开户人，比如偷挖人参的、伤人致死的、贪污严重的、科场作弊的、贻误军机的等等。

    清廷在拉林到阿勒楚喀一带设立了24处屯庄安置这些人，从生活上方方面面都提供了照顾。帮着挖井、盖房子、开垦耕地，乃至发给治装费、食宿费、立产银等。

    话说人一旦陷入饥饿，免疫力就会下降，于是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拉林左近几个屯子内又爆发了瘟疫。得病的人先是呕吐，浑身发冷，然后就只能躺在床上发烧说胡话。到了第八天头上，病人的身上、脸上就会发现红色的肿块，那些肿块溃烂后渗出又臭又黄的黏液，引来嗡嗡的苍蝇。

    体弱的老人和孩子一个又一个的死去，各处屯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有人尖声哭嚎。拉林城内的医馆只有一家，于是协领又从阿勒楚喀请了大夫，结果有几个大夫自己也病倒了。

    “快起来，快点儿！”

    这天一大早，位于拉林城以西25里前蓝屯内的一户人家内，缩在破被窝里睡的正香的永善就被哥哥德保叫醒。迷迷瞪瞪的起来后，永善嘴里咕哝着。他今年才十一岁，阿玛前年病死了，家里就他和额娘，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哥哥。

    虽说旗人成丁的年龄至少是十六岁，德保的年纪也勉强擦边儿，可以补缺当差做马甲，不过他要是走了，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弟弟，连地都没人种了，所以德保便打算过两年等永善大些再说。

    永善磨磨蹭蹭穿衣服的时候，德保那边已经把一碗药汤给躺在炕上的母亲李氏慢慢喂了，随后便开始弄早饭。他用钥匙打开屋内一口上锁的柜子，里面装着的就是全家的口粮，五十多斤淡黄色的糜子面。

    德保小心翼翼的用碗盛了多半碗倒入已经烧开的锅里，想到今天得下地干活，便又多放了半碗。永善在灶前用勺子不停的搅合，等糜子面煮的差不多了，又往里扔了两把昨天摘的野菜叶子。

    母亲李氏喝了小半碗就吃不动了，说胸闷恶心，其实是想让兄弟俩多吃点，毕竟下地干活不吃饱了可不行。等吃了早饭，德保和永善拿上锄头柴刀，便一起出门了。

    他家在屯子南面八里地外分有一顷地——也就是一百亩，都是早年吉林那边调派旗丁帮着开垦出来的。听上去很大，可德保一家三口孤儿寡母的根本侍弄不过来。

    事实上不止他家，屯子里其他家庭也大都如此。因为不谙耕种，各家的收成最高的也才十之六七，好多人连一半都不到，生活拮据或是仅能糊口者占了绝大多数，都是靠着上面每年调拨粮食和赏银才勉强糊口。

    从刚一迁过来开始，很多人就变着法的逃回京城，最严重的甚至一路行乞要饭。早期逃跑回去的旗丁一旦被拿获，要么斩首，要么就全家发往乌鲁木齐或伊犁当差为奴。而且沿途各重要关口的当值官兵也会受到牵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