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夏的专制政体史，从来不按照儒家思想统治，他们是把儒家当做外表，但法家，商君书和韩非子的思想当做他们的治国之宝。

    到了战国后期，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，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他综合了前期法家慎到、申不害和商鞅的思想，提出了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思想。

    其中，术，就是君主驾驭臣子的法术；势，就是指国君的威势。

    韩非用这套思想维护君主的统治，保证君王利益神圣不可侵犯。他说:“国者，君之车也；势者，君之马也。”

    在这个时期，法家思想就完全成为了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。秦始皇第一次读到韩非的文章，就大为赞赏，声称只要能见他一面死也无憾。韩非的思想成为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，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。

   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废除所有其他学派就是学习商鞅的一种宗教，即统一思想，消除一切与主流不一致的言论。这项措施的目的是使穷人能够谴责富人来充实国库。

    法家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，认为人天性自私自利，只有严刑峻法，才能压制住人性中的恶。这种理论基础就是不得人心的。

    科举制度是商鞅兵役权属制度的一种变体。只有通过科举考试，人们才能出人头地，发家致富。那些没有价值和名声的富商是永远不会被接受的。随着秦体制的实施，华夏的生命力越来越差。

    该制度实施的时间越长，国家倒退的程度就越大。自从华夏历史上的混乱以来，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

    秦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大大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与慢性毒药没有什么不同。2000多年的兴衰周期和混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

    古代的法家思想，加强了中央集权，维护了统治阶级利益，却让老百姓民不聊生、苦不堪言，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去甚远。

    因此，后世君主往往是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体，以抵消商君书的负面影响，但从未改变过法家学说的本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