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底，安德烈从大阪匆匆回港，带回来一条来自东京银行的内部消息——

    美日英法和联邦德国的五国财长会议日期确定：会前会安排在9月16日，正式会议安排在9月22日，地点为纽约广场饭店。

    日方的底线是以政府调控的方式来干涉，来降低美元汇率，将在两年到三年时间内，将日元兑美元汇率提升30%—35%，同时，会议上日方将安排东京银行在近期购买约合七十亿美元债券，以此换取日元资本在进入北美市场时的自由许可！

    这条消息花费了安德烈将近五十万港纸的费用，不过值得。

    办公室中，卢灿靠在沙发上，眼睛眯着，明显在沉思。

    安德烈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端着咖啡杯神情略显焦躁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，这条消息未必是好消息。

    因为在行动发起之前，德银投资策略部，准确说是卢灿，认为日元在未来一到两年内汇率升值的标准，不低于50%。这显然要远高于日方的汇率升值底线。

    进入东京和大阪市场的卢系资本，所有的金融行动，基本上都按照“日元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升值40%—50%”这一基准线来作出的模型而进行投资的。

    现在，日方准确的基线已经出台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己方的计划要作相对应的调整？

    这件事非常严重，所以，他一得到消息，就匆匆回港，希望卢灿能当面给出建议。

    安德烈在担心，却不知道卢灿此刻在暗暗庆幸，庆幸自己的到来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蝴蝶效应，更没有搅乱这次“广场会议”！

    后世有关广场协定的讨论很多，网络上的主流声音似乎都在质疑和嘲笑——东洋人是不是傻了？这种明显对本国经济压制的协议，也敢签？竹下登不怕被后人唾骂？

    只有身处这个时代中才知道，东洋人签订这个协议，并非“城下之盟”，也不是迫不得已，而是东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，甚至可以说是东洋经济发展的必然序曲。

    因为东洋的国土太小，资本量太大，必须要走出去，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。

    为此，早在七十年代，东洋就向东亚、东南亚许多国家，以免息和低息贷款的方式，向他们进行资本输出，既能表明对战争的反思和忏悔的态度，又能让国内超量资本往外输出时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。

    这种资本输出的方式，代价很大，收获嘛……当然也有，可东亚和东南亚的市场容量和消费购买力，在现阶段来看，还是有所不足。

    因此，东洋资本需要更有效的输出途径。

    北美，无疑是最佳选择。

    六七十年代，北美市场对于日货是开放的，因为这有利于北美资本进入更高的科技、金融圈层，但对东洋资本是有限制的，因为这涉及到北美资本的根本利益。

    这次广场会议，在东洋人看来，将是东洋资本打破北美资本对北美经济控制的绝佳机会。尽管，他们需要为之付出“压缩本国向北美出口”为代价，但是，这在东洋人看来，不是大问题，因为他们还有东亚、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几十亿人口的“次级市场”来弥补东洋货品出口的损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