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把这种扭曲了本意的“自由贸易”当做经书，如何传经才最有效？

    这个问题，此时的休谟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。

    休谟作为一个“泛无神论者”、或者说“自然神论”者，在此时的英国，可谓是人厌狗烦。

    结果出门掉泥坑子了，他身材太胖，爬不出来，就在那呼救。旁边围过来几个农夫，说救你可你，你信教吧。

    休谟说我不信，农夫说那你就继续趴泥窝子里吧。

    休谟说行那我信吧，于是被摁着头念诵了一段《主祷文》和《威斯敏斯特信经》，并围许多人作证，由是得脱。

    所以，想要人信经，就得依靠灾难。

    如果没有灾难，那就人为制造。

    而大顺现在的做法，就是人为地为英国制造了一场经济崩溃式的灾难。

    这场灾难过后，英国已经无法在恢复原本的体系了，因为原本的贸易体系需要的是强大的海军支撑。

    而英国之前的玩法，已经彻底耗尽了英国的战争潜力，这就是个标准的“岛国搏大陆”的模式，梭哈赌一把。

    赢了，一切好说。

    输了，4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国债，便让英国再无赌本。

    这不是可不可以赖账那么简单，因为债主大部分都是国会的议员，而赔付的主体是英国政府，怎么可能债主自己把债抹掉？

    英国不只是战争潜力已被耗尽，更是后续维系这个以《航海条例》为核心的重商主义体制的潜力，也已耗尽。

    林林总总的重商主义法规，也是需要资源维护的。没有资源维护，那就是一堆废纸。

    被大顺打了这么一棍子之后，维护的成本要数倍于从前。英国的旧贸易体系，已经彻底无法支撑了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能开药方？

    大顺给开出来个一个药方，效果如何，暂且未知，但似乎大顺富庶可以作为左证。

    其余人能给开什么药方？全民总动员？这样的药方，连开都不用开，因为这不是30年后的英国，这是其“正统性”问题还未解决的英国，十年前雅各布派才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欲迎正统。

    大顺给开出的药方，最起码，能很现实地解决国债兑付问题。因为，本身皮特在要求扩大战争的时候，新发国债的利息兑付承诺，就是茶等贸易品的关税。

    英国一共几个人？皮特的那一波新国债，可是卷进去30万户家庭。

    而且，更为关键的，便是《33年糖蜜法》的教训再往远了说，大明永乐年间香料垄断崩盘的教训:

    离得太近，是管不了走私的。

    离得越远，越能把走私控制住。

    隔了大半个地球的话，控制走私肯定比相隔百十里容易。

    只要大顺能够提供足够的、价格低廉的商品，那么，两边合作之下，是真的可以把关税都收到手里的。

    虽然按照新的“经书”解释，其实应该一分钱关税都不收的。

    也其实按照理论上最有利大顺这边工业发展的诉求，也应该是一分钱关税都不收的。

    但是，现实和设想之间总有巨大的区别。

    大顺还没本事把舰队驻扎在伦敦。

    况且，就在有这本事，少卖一点货，让英国征收点关税，从而豢养军队镇压反抗，这样一来更合算。

    守土官长、守土官长，若是没有守土官长，那岂不是要自己去统治、镇压、抓捕？又累又不讨好不说，花钱也更多。

    不给人点好处，谁给你当守土官长？

    再说了，英国养军队、养镇压起义的兵，不也得花钱嘛。

    不给英国关税，英国想要养政府和暴力机关，就只能收土地税了。

    到时候，收土地税收的太狠，把英国的地主、士绅，也逼到革命派那一边去了，那就更对大顺的新兴资产阶级不利了。

    任何政策，固然说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，但最好不要让所有人都不满意。

    旧的体系，英国内部有人在维系，所以可以绵延百余年。

    新的体系，英国内部也得有人维系、有人得利，且得利的人需要在政治力量上足够强大才行。

    正如亚当·斯密所言:我们英国为了维系这个旧的重商主义体系，一场战争就耗费了将近2亿英镑。而如果早点实行自由贸易，这2亿英镑，根本就不用花，英国也会更加的繁荣富强，各行各业蓬勃发展，安居乐业，国家财富增加。

    也如亚当·斯密所言:我们英国的邻居，法国，就有上等的葡萄酒。可我们却舍近求远，去买葡萄牙的葡萄酒。为什么不直接放开贸易，买法国的葡萄酒呢？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买葡萄牙的葡萄酒呢？如果买法国的葡萄酒，是不是人民就可以喝上更便宜的葡萄酒了？毕竟法国比葡萄牙，距离英国更近。

    应该说，亚当·斯密，当然懂自由贸易。

    但亚当·斯密，肯定不懂资本主义。

    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，不管是自由贸易，还是保护主义，还是殖民扩张，亦或者垄断财团，都只是器，而非道。

    有利的时候便用，奉之若经。

    无利的时候便弃，弃若敝履。